“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开始后的几天，虽面对起义中的种种艰难，初掌兵权的毛泽东，雄心万丈，写出了豪气干云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联合革命，疯狂镇压后的又一次亮剑。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分水岭。这一年，依托共产党，强大起来的蒋介石，向自己的恩人举起了屠刀，让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还有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世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紧接着，湖北的夏斗寅叛乱，湖南的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得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走向失败，大革命遭受严重摧残。

忍无可忍不再忍。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史称“八七会议”。

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被委以重任，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强我弱，部队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加之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工农群众作战缺乏经验等，原先一路势如破竹的起义军，形势迅急转直下，遭受了重大挫折，前景堪忧。

至9月29日，离起义开始仅仅20天，这支5000人的起义部队，经过重重劫难，死的死，逃的逃，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部队官多兵少，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一副衰败之象。

针对诸如种种表象，这支队伍的掌舵人毛泽东，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后来，他在忧心重重的同时，突然眼前一亮，似乎黑暗之中看到了一束光，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正因有如此自信，他还对不想留下继续革命的人发放路费，以礼相送，留下来的人，虽 只然不足800人，但却开启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军队民主制度,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从此，这支起义队伍开挂，留下来的重新整编,焕发新荣，迈上了革命的新征程。

那大家不禁要问，毛泽东到底在这一刻风雨飘摇之际，领悟到了什么？找到了队伍的什么症结，使他突然光耀无比，进行三湾改编呢？是出于自身的因素还是外力作用呢？或者两者因素皆有呢？个人通过研究发现，使毛泽东一开始，就脱胎于固念，不唯旧、唯上、唯书的根本因素是，毛泽东有超然于众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善于打破旧念的历史自觉，这就是别人无法企及的“毛泽东品格”：

一、善于独立思考的超然个性；

二、敢于打破旧念的历史自觉。

一、善于独立思考的超然个性

毛泽东善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仅始于秋收起义。当他还是个学生时，他就撰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欲用体育之念唤醒国人，以摆脱病夫之称，富国强民；当早期的中共领导人都还在关注工人运动，视苏联工人革命之胜利为圭臬之时，他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反思中国自身革命，关注农民运动的人。

即使在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与中共的领导层就秋收暴动的区域，发生过大的争议，如果不是他基于实事求是，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秋收起义的失败后果可能更难以想像；就连秋收起义时，革命队伍扛什么革命旗帜的问题，他也是力排众议，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第一面赤旗。

1、关于秋收暴动的区域问题？

关于秋收的规模搞多大，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意见一开始分歧是很大的。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甚觉起义必须量力而行，而中央却是湘鄂赣粤四省联动。

1927年8月3日，中央通过《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这份《大纲》是党指导秋收起义的第一个文件。为贯彻落实《大纲》精神，8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对组织湖南秋收暴动做了具体指示，重申了《大纲》对秋收暴动战略的规定，明确指示湖南省委根据本省的力量，“定出一个秋收暴动的军事计划”。

中共中央的设想是在湖南湘中、湘南等多处发动，力争通过暴动控制湖南全省。但来到湖南后的毛泽东，面对湖南具体的革命形势，却对起义计划有重新考量。

在8月下旬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需要改变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他主张应该集中力量，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今岳阳）等县的湘中暴动。

毛泽东的观点引发了争论，有人质疑他改变中央决策，但毛泽东这样回答：“我们搞暴动必须从实际形势出发，要量力而行。中央的指示要执行但不能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盲从，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敌人的薄弱处、要害处发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况且，省委形成新计划也是要马上向中央报告的，我想中央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后是会同意我们的。”

最后，为了解决争议，毛泽东提议举手表决，在他的坚持下，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省委通过了缩小暴动范围，以长沙为中心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新暴动计划。

可想而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中央予以批评。 8月23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对毛泽东提出了批评，说他只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的、有组织的去准备长沙、湘潭、浏阳等处暴动。

面对中央的批评，毛泽东没有气馁，他据理力争，向中央再三阐述他的理由，他“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之所以“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最终，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新的暴动计划最终没有被动摇，秋收起义最终以长沙为中心发动起来。事实上，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的这一关键决策和坚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背景下，贸然举行全省暴动，将会招致更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从革命之初始，就表现出了可贵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不唯上不盲从求实精神，也表现出了一位革命者的真正担当。后来，据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回忆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2、起义扛什么旗的问题

我们知道，起义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起义的首要问题，但就是这个问题，却在当时分歧是很大的。若不是毛泽东力排众谈，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自己的旗帜，这面工农革命军的镰刀斧头旗帜，还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呢？

要知道，南昌起义时，起义军延用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即使在在八七会议上，中央的会议文件，也依然要求秋收起义，要联合国民党左派一起斗争。

所以，秋收起义举什么旗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当时中央的负责同志认为，在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份更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所以起义仍需要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为号召为宜。

但是毛泽东却另有远见。他不仅在以前，就作过湖南阶段现象作出深刻的调查分析，这次回湘筹划起义之时，又对湖南客观社会形势进行重新了调查，尤其对群众心理状态等实际情况进行过认真调研，他发现国民党的这面旗帜，早已失信于民，没有实际价值。

所以，毛泽东主张秋收起义不能再举国民党这面旗帜，而应该旗帜鲜明地亮出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帜。

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会上，针对党内还有人对国民党存在幻想的情况，毛泽东直言：“国民党的招牌还能要吗？我看不能要了，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

讲到这里，有人发问“不打国民党的旗号，那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举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能号召群众。”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当即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会后，毛泽东向中央写信解释说：“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在毛泽东的主张下，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中国共产党的旗号来号召群众，领导起义，并制定了湖南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组织工农革命军、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的五项起义纲领。

事实证明，正是毛泽东所主张的高高举起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号，和起义时正确的纲领对吸引群众参加革命起了关键的作用，也正由于此，才有了中国革命日后“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壮举。

综上，我们从秋收起义前的两大事件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革命者，具有天然的不唯上、不盲从的可贵品质，这是毛泽东日后革命斗争中，总能力挽狂澜于即倒的先天性条件。

二、敢打破旧念的历史自觉

毛泽东不仅具有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而且更具有一位革命者，敢打破旧念的历史自觉的可贵精神，两者的结合，在毛泽东身上，散发出“毛泽东”式的无穷魅力。

就秋收起义而言，解读毛泽东及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就具有巨大意义。前一章讲他在起义前所作的历史贡献。这一章，我就来讲一讲他在起义发生后，他面对意外局面，所起到的擎天一柱之功，而这一功勋的取得，离不开他那骨子里敢打破旧念的历史自觉。

1、文家市转兵，改变起义既定方针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秋收起义总指挥。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主力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下辖三个团。官兵颈戴红领带，臂佩红袖章，高唱“红色领带系在颈、宁为死来不顾生”的起义军歌，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准备从南北中三个方向合攻湖南省会长沙城。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武装斗争经验不足，三路起义部队相继受挫。

起义军师部和第1团在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从背后袭击，使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1团长失踪；第3团也在14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失利；第2团在12日和16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后，因为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

起义部队一下锐减不到1500人和48匹战马。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殆战的悲观情绪。一些原北伐军军官更是怨声载道。

起义军何去何从？ 面对严重危机，毛泽东果断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发令部队集结于文家市，讨论下一步“行军方向”。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两种观点交锋激烈，火光四射。

以师长余洒度为代表的将领反对放弃长沙，认为必须贯彻中央要求，而毛泽东则经过深思熟虑，深感在当前不利的时局下，必须改变中央策略，放弃长沙，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在得到总指挥卢德铭及大多数与会人员同意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意见最终通过。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致信湖南省委，说明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和实现转兵南下的理由。

9月20日早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善于转兵的决定。随后，毛泽东发表了他的一段著名讲话：“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文家市转兵，毛泽东打破旧念条规，实事求是地将革命实现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转变，这是中国革命极具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在此作出转兵决策，可谓为革命留下了火种，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2、绸缪军队治理的大方向

秋收起义部队，是一支由不同成分人员组成的部队。虽然主力部队号称有5000人，其实具有真正战斗力的只有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主力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其中第一团由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以及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组成，团长钟文璋；第二团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工农武装组成，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以浏阳农军为主，加上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分组成，团长苏先骏。

此外，不可思议的是，在起义前，第一师还收编了原黔军王天培第十军中邱国轩的一个团，只不过，此时的邱国轩，已经从一个北伐将领堕落成为了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

这样的部队，加之又急促组合，注定战斗力与经验有限，所以部队在初胜之后，败势很快颓现。

至1927年9月29日，当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原有5000多人的队伍仅余不足千人。总指挥卢德铭也于9月23日，在江西萍乡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壮烈牺牲。

虽然周围尽是悲观、消极的情形，但善于细微之中，发现先机的毛泽东，却发现了一个人，一个连队的独特。他发现，在以何挺颖任党代表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连，虽然党员人数众多，政治氛围浓厚，居然没有出现一个逃兵。

这个发现毛泽东如获至宝，与何挺颖等人进行了反复、深刻的交流。

何挺颖，陕西南郑县人。北伐时受党组织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团指导员。 是一位资深的政工工作者。

他们在交流中谈到，起义军目前遭到这样的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党的统一领导。

起义以来的事实是，各路起义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部队中不断发生的逃跑现象，党对这支部队根本缺乏有力的领导。

起义队伍中，虽然有不少中共党员，但都是松散地存在，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军事主官手里。那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们沿用的是一套旧的带兵方法，严重地妨碍着部队中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何挺颖还说：“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上只剩下这么一些人枪。我看这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我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连队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没有渗透到队伍中去；党员太少，又没有捏在一起，形不成力量。”

毛泽东深以为然：“这次暴动中的诸多失利，就暴露出了党的领导问题。比如兵力分散、收编不当，麻痹轻敌等等，就是军事主官自行其是的结果。今后必须树立前委的领导，不允许自行其是，不允许阳奉阴违，一切行动得听从前委的指挥。”

他们在连续的交流中，取得共识，毛泽东最后定调说：“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事后，毛泽东还先后与宛希先、何长工、韩伟等人谈话，了解北伐军党组织建设情况，当时叶挺独立团是团建支部、营建小组。共产党员以军官为主体，士兵中基本没有党员。

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再造一支新型革命军队。他在三湾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通过三湾改编，部队精编为800人。

从9月29日到10月3日，在不到一周的休整中，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整编：

A、进行组织整顿，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第一师第一团。

B、是支部建在连上，在军队中建立健全党组织，班有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全军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

C、建立民主制度。何挺颖协助毛泽东进行工作，被任命为第一团三营党代表，随部进军井冈山。

“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初步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支部建在连上” 是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开端，为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让起义部队重获了新生。

后来开国将军赖毅回忆：“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按照自愿革命的原则，三湾改编后，虽然部队编制从一个师缩编成仅有700余人的一个团，但在党组织的凝聚下却让“部队更精干了，战斗力大大地加强了”。

大将谭政回忆，此后，起义部队虽继续行军打仗，缺吃少穿，却“精神非常的愉快……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后来，毛泽东本人也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道：“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军魂一旦坚固，这支队伍便无坚不摧。“支部建在连上”沿用至今，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 　

而反观国民党，正是由于不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在军队中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最终走向了失败。

1938年冬至1939年春，一份针对国民党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的调查显示：有30%的士兵竟然不知道有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到1946年，一则材料显示国民党已变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

以至，毛泽东后来又将“党的建设”提升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这个法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的支部建设。可见，当年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意义。

综上分析，我们看到秋收起义中，毛泽东为什么能从区区800人看到这支队伍的希望所在，除了凝聚了一大批追随的革命志士外，尤为可贵的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独特品质与可贵精神，即独立思考的超然个性和敢于打破旧念的历史自觉。

而正是毛泽东的这种品质与精神，后来指引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井冈山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最终一扫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缔造了新中国，让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资料：

1、秋收起义大事记； 2、秋收起义前后历史探析；

3、毛泽东与秋收起义； 4、秋收起义的文献；

5、《中国共产党党史》；

6、网络相关史料的引用。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